市場體量大、毛利率高、增長率高的汽車后市場，近年升級為熱門“掘金地”之一，并相繼涌現出+洗車、+汽車保養、+維修、+零配件供應等一連串互聯網新模式。然而，這個暫無巨頭進入的萬億市場并不容易切入，不少創業者迷失在找尋理想“流量入口”的路上。

      或許，目光偏轉一下，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。5月10日，滴滴“代駕+”計劃宣布與中聯物流達成合作，以“互聯網+汽車物流”的模式，為其提供汽車末端配送駕駛服務。這標志著，滴滴代駕服務領域延伸至物流行業。沒錯，汽車與物流，或將碰撞出驚艷的火花。

      在汽車+物流領域，已迎來了不少闖入者。據統計，目前全國至少有八九十家汽運物流平臺。杭州米陽科技有限公司CEO蘇勤榮說，這些平臺的出現，有效直擊了“小散差亂”“資源利用率低、車輛返程空載率高”“缺乏管理監督”三大業內痛點。然而，就在互聯網物流平臺風生水起之際，潛伏于平臺、專營轉包業務的“黃牛黨”所引發的信任危機悄然而至。

物流費從1200元變成1.1萬元，誰在搗鬼?

      今年2月，做鋼材加工生意的婁先生在河北一家工廠訂購了7噸角鋼，共計2萬多元，由工廠聯系物流公司發貨，物流運費為1200元。從河北到婁先生所在地鄭州，以往只要1天時間就能到貨，可是婁先生等了將近一個星期才見到貨，更要命的是，原本談好的1200元的物流費突然變成了1.1萬元。婁先生通過查詢運單發現，這批貨是從河北唐山發出的，但不知為何到北京“溜達”了一圈，然后才發往鄭州，先后被四五家物流公司倒手過。由于工廠是在一家互聯網汽運物流平臺上找的物流公司，于是婁先生前往這家互聯網平臺評理。對方認定婁先生是遇到了“物流黃牛黨”(指將訂單層層轉包的信息中間人)，并稱有一些“黃牛黨”為了多掙運費，會對一些貨值高、運費低的貨物做手腳，比如通過增加里程騙取運費。

      當“責任誰承擔”的問題擺上桌面時，該平臺負責人以“互聯網平臺只是信息撮合中間人”為由撇清責任，并“安慰”婁先生這類事情之前也發生過多次，只能認栽，業內暫無辦法解決。投訴無門的婁先生最終報了警。

“物流黃牛黨”橫行，誰給了它生存空間?

      據記者了解，近兩年，大批互聯網物流平臺崛起，互聯網汽運物流平臺少說有八九十家。這些平臺在為供貨方、接收人牽線搭橋的同時，也成為投機者的“獵物”，一大批線下“黃牛”借此找尋賺錢機會。 “‘黃牛黨’是內業的俗稱，它還有一個比較雅的名字，叫‘物流信息中介’。”杭州網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戚曉明說，全國不少互聯網物流平臺被“黃牛黨”占據，沿海省份貨運量大，信息比較對稱，“黃牛黨”在平臺上還相對安分，但是山西等物流市場不發達的內陸省份，對互聯網平臺的依賴度很高，“黃牛黨”尤其張狂，平臺上80%-90%的“接單方”都是“黃牛黨”。

      談及“黃牛黨”橫行的根源，戚曉明將原因歸咎于“平臺缺乏監管能力和責任承擔能力”的短板。比如說做整車業務，流程比較復雜，缺少線下資源的互聯網物流平臺根本沒有底氣擔保說“出了問題，我來負責”，因此，掌握線下資源、熟悉車輛交易的“黃牛黨”就有了生存空間。戚曉明說，“黃牛黨”賺的是信息不對稱的錢，它們的存在確實會帶來很多麻煩，比如業務層層轉包，無形抬高物流價格的同時，還降低了貨運的安全性，一旦出了問題，追查起來也非常吃力及繁鎖。

動態技術監控或成“信任危機”破局之道

      如此的“誠信危機”，該如何破局?“要破局，涉及的方面比較多，但最起碼的一點是建全監管能力，給買賣雙方足夠的安全感。”戚曉明和蘇勤榮都嘗試了“動態監控”技術手段。

      “前天上午，有一套清明仿古家具從嵊州發往北京，我們來看看家具到哪里了。”戚曉明打開某跟車定位APP，輸入貨運訂單號，結果顯示，昨天中午“到達杭州中轉站”，目前“已送達北京、在配送中”。據介紹，平臺上每一個貨運司機都在手機上下載并注冊了該軟件，這樣平臺可通過監控司機的動向，獲取每件貨物的運送節點信息。蘇勤榮的做法同樣異曲同工——通過手機基站定位技術對隨車司機進行監管，只需要短信授權就能使用蜂窩網絡進行車輛定位，貨主、物流企業、接收人隨時可查看貨物位置。

      “事實上，方位監控只是最基礎的監管方式。”戚曉明說，接下來，他還將進行“產品分類深度監控”的嘗試。比如冷鏈貨運車，不僅要監控“到哪里了”，還要能即時掌握“車內溫度是多少”;再比如貴重物品，將實現視頻監控。